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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榮昌農民反抗“煙捐”的斗爭故事

      2018-01-19 17:53:02來源:重慶黨史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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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陳朝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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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軍閥割據時期,在政權眾多的苛政中,最為特別和最難自圓其說的莫過于危害百姓最深的“鴉片煙捐”。四川大小軍閥為“廣開財源”,強迫農民種植鴉片,以收鴉片煙捐,又礙于鴉片煙是毒品,故掩耳盜鈴地稱鴉片煙捐為“罰款”,美其名曰“寓禁于征”;農民如拒種鴉片煙則要抽“懶捐”。駐榮昌的軍閥部隊每年都要征收34年的“田賦”,駐軍在“防區”內還強迫農民種植鴉片,以收取高額鴉片捐。因此,發生了榮昌農民反抗“煙捐”的武裝斗爭?,F將時隔90多年的斗爭故事公之于世。

      四川省榮昌縣(今重慶市榮昌區)于1923年始種鴉片,1924年種植區域遍及全縣,其中,峰高所產鴉片質地特好,稱之為“棗泥”,當時市價每兩為大洋5角。征“煙苗捐”,即所謂“罰款”,以窩數計算,農民稱之為“煙窩捐”。一挑以1000窩計,1923年每畝(榮昌地區習慣以5挑折算為1畝)征大洋1元,1924年增至大洋2元,1926年增至大洋5元,1930年則增至大洋125角。農民胡炳章一家種煙20畝,應交納“罰款”大洋200多元,可買7000斤大米。這一時期農民每年至少還要交三四年田賦。19311月,榮昌縣所征田賦已征至1950年,農民難以忍受如此苛政重賦,連國民黨榮昌縣指導委員會也難于掩飾這種殘民暴政,在給四川省黨務指導委員會的一份呈文中,不得不承認,種種橫征暴斂是“戕賊民生”,“為共驅民”,致使“哀鴻遍野,各處匪徒蠢蠢欲動”。

      峰高飽受壓迫和欺凌的農民,為反抗國民黨苛政虐民,曾兩次掀起反抗鴉片煙捐斗爭的風暴。

      軍閥割據時期,榮昌基層政權組織形式是“團防制”,鄉設有“團”,“團”有“團總”。峰高鄉以下有峰高、善教、千秋、桃香、仁和等5個“局”,“局”有“團正”;“局”以下為“甲”,全鄉共24個“甲”,每“甲”有百來戶。在征收煙苗捐中,除軍閥索取數額外,地方團、局、甲、土劣還要層層壓榨。廣大農民在如此沉重的壓榨下無以為生,只有奮起反抗。

      先是發生“煙窩捐”算帳斗爭。1926年春,時駐榮昌軍閥部隊一個姓熊的營長帶了兩連兵到峰高勒收“煙窩捐”。勒令每甲交100塊大洋,全鄉23個甲,要收取2300塊現大洋,并蠻橫地說“既然來都來了,政府決定的煙苗捐,交也得交,不交也得交,沒有什么價錢好講?!苯Y果引起了公憤,被峰高的團丁打跑。

      后來又發生了一次1000多農民手持900余支槍的武裝圍場抗煙苗捐斗爭。1930年初,受到同鄉共產黨員何璧坤,路孔鄉進步青年趙宗照、陳繼宇的影響,對地方惡勢力盤剝鄉民極為痛恨的鄧良棟,當時在榮昌縣政府臨時工作,得悉當年24軍軍部分配榮昌縣煙苗捐稅額為大洋25000元,因當年榮昌遭受雹災,由縣團練局、縣商會向24軍軍部請求減免了大洋7000元,實際稅額為大洋18000元,上海同善社又匯來救災款大洋5000元,這樣,實際上全縣煙苗捐只需征收大洋萬余元。但煙苗捐在地方反動勢力手中,是吮吸民脂民膏的一項重要財源,各級經辦人員層層加碼,僅峰高鄉的稅額即高達大洋2700028000元,遠遠超過全縣的總稅額。鄧良棟將有關材料抄回峰高鄉,在群眾中廣為宣傳,激起了廣大群眾的極大憤慨。大家認為,這主要是鄉團總葉自成搞的鬼,只要大家齊心協力找葉自成把帳攤開來算,就不難真相大白。群眾掌握了全縣稅款分配情況后,就等于掌握了和這些人斗爭的武器。把煙苗捐抗下來,一可以減輕大家的負擔,二可以殺一下壞蛋們的威風。如果講道理不解決問題,就比槍桿子,不達目的決不罷休,一場抗捐風暴正在群眾中醞釀。

      當時峰高的團總是葉自成,峰高局團正為何仰賢,善教局團正為何昆五,千秋局團正為廖祥云,桃香局團正為陳渠云,仁和局團正為葉竹軒。這些人經手煙苗捐,中飽私囊,積惡很多,民怨甚深。46日至12日,鄧良棟、何紹卿、何毓森、何相昆、何干城、鄧良臣等人分頭到各甲發動群眾參加“打窩捐”斗爭。

      415日,各甲農民代表200余人在榮昌和大足交界的八角廟開會,決定第二天去鄉公所找葉自成算帳,如果鄉公所用武力壓迫,大家就用武力反抗。各甲把“操丁”的人槍都集合起來,推舉鄧良棟為總代表,何干成、顏榮泰、楊榮躍、黃紹云、伍和通等50余人為代表。當代表們決定找鄉公所算帳后,以葉自成為首的地方頑固勢力也籌商了對策,葉自成主張用四、五百元收買鄧良棟,先把鄧良棟關押幾天,然后送到外地去住一段時間再回來,以平息斗爭風暴。劉澤懷不同意,決定強行鎮壓。一場抗捐斗爭的熊熊烈火即將燃燒起來。

      16日,“提款委員”林子厚和縣團練局長帶領一班人馬到了峰高,以鎮懾群眾的“算帳”要求。

      上午10點鐘左右,當鄧良棟為首的幾十名代表走進鄉公所找葉自成算帳時,鄉公所竟然扣押了鄧良棟,準備在散場以后把人帶回榮昌。當鄧良棟從鄉公所(禹王宮)轉押于關圣殿(鄉自衛隊駐地)時,鄧良臣和何秉軒、何干成等約集一二百群眾把鄧良棟從關圣殿“搶”了出來。鄧良棟脫險后,代表們就分頭通知各甲集合武裝,站崗放哨,防止地方頑固勢力前來捉拿代表。

      17日,縣里派來了5個差人,前來捉拿鄧良棟、何干成、何相昆、楊治漢、鄧海云等數十人,但這伙差人到了峰高后,看到這“劍拔弩張”的架勢,不敢抓人,只好偷偷溜回縣城。

      面對如此局面,大家開會商議,認為群眾有道理,不要怕,大家商量著干,并決定“武裝圍場”。當即就通知各甲帶領隊伍包圍峰高鋪,準備戰斗。并連夜趕寫標語,刻印《快郵代電》《告民眾書》等宣傳單準備張貼、散發,提出了打倒葉自成、葉露秋、廖祥明、葉竹軒、何昆五等人的口號。

      20日,峰高逢趕場天,峰高各局各甲帶來的隊伍有1000多人,900多條槍,有的拿著長矛和大刀,把鄉場密密麻麻地圍了起來,不許通過。街上貼滿了標語和《快郵代電》,到處都在放槍,群眾的吼聲震天。

      地方頑固勢力知道了這一消息,請城里派了一個連長帶領兩排人,天未亮就趕到峰高。但看到抗捐的農民人多勢眾,銳不可當,也就不敢輕舉妄動了。

      鄉政府的人震住了,只好答應與農民代表談判,并達成四條協議:一是每畝的煙苗捐由10元減為75角,多收的退還;二是為代表掛紅放鞭炮;三是葉自成賠償農民損失500元;四是葉自成請客賠禮道歉。

      這場“打窩捐”(反對增加煙苗捐)斗爭最終取得了勝利,極大地鼓舞了群眾的革命斗志。(作者單位:重慶市榮昌區委黨史地方志辦公室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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