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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回憶重慶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改革

      2021-08-26 18:40:10來源:紅巖春秋雜志社



      孫同川


      我祖籍河南,出生在重慶市南岸區銅元局兵工廠。從出生到高中畢業,再到支援三線建設回到重慶,我在四川儀表總廠工作十幾年,擔任重慶主要領導十幾年,對重慶有著很深的感情。我在重慶很多地方都待過,對重慶的情況很熟悉,對重慶的發展也很關心。這里簡要回憶幾件事。

      計劃單列和改革

      中央決定在重慶實行計劃單列,是因為重慶系老工業城市,幾個老廠都是在北洋軍閥時期建立的,抗戰時期從南京、武漢遷來。到了改革開放時期,這些老廠已經很落后了。在省轄市時期,重慶發展很困難,作為一個老工業城市未得到改造。

      重慶實行計劃單列,是中央希望通過城市經濟體制綜合改革走出一條路子,帶動整個經濟的發展,給城市注入活力。因為我們過去是農村、城市二元經濟,城市經濟起著很重要的作用。城市好了,就能帶動整個國家的經濟發展。在這方面,重慶確實起到了試點作用。

      我在擔任常務副市長期間,負責改革和計劃,后來任市長,這期間有很多經驗和教訓。計劃單列也給了重慶很大活力,沒有計劃單列,重慶經濟發展沒有這么快,很多項目就不可能上。只有列入國家計劃,得到國家支持,大的項目才能搞上去。

      重慶最先修建的是牛角沱嘉陵江大橋,然后再修建珊瑚壩的長江大橋。因為當時過江全靠車渡,一發大水,交通就癱瘓。修橋的錢也都由省計經委出。重慶當時很困難,但該上繳的必須要繳,因此留存十分少。不管是在我擔任市委常委、副市長還是市長時,重慶市的基本建設基金,也就是自己能花的錢,在我手中能調用的只有6000多萬元。資金確實很緊張,缺口很大,欠賬也很多。因此不進行改革,重慶就沒有活力,城市就發展不起來。雖然當時全國經濟都很落后,但像重慶這樣的老城市,困難更多、更大。

      1988年出現搶購潮,老百姓見什么買什么,認為只要買到東西就比拿著錢好。當時天氣也不好,菜價漲幅很大。為了保證供應,我們從市外調運糧油、蔬菜到重慶。我剛擔任市長沒多久就去市場看菜價,聽到老百姓意見很大。黨的十三大以后改革計劃經濟體制,所有的價格都要逐步放開。關于糧食的問題,我們討論了很久。由于價格逐步放開,稍有不慎物價就要上漲,帶來很多問題。而十三大以后基建規模過大,導致各方面的物資都緊缺。老百姓擔心存銀行貨幣貶值,什么都想買。為此我們做了很多工作。同時國家也下決心控制基建規模,停建了一部分基建項目。

      保障人民生活重要必需品的價格穩定,關鍵還是刺激生產,我們在這方面下了很大功夫。從周邊區縣調運蔬菜,財貿系統要給蔬菜公司很大一部分補貼。最緊張的時候還從東北調大白菜。由于當時運輸條件太差,運到重慶后壞了很多。但為了平衡物價,政府該掏錢還是要掏。在這種情況下,只有追加補貼來平抑物價。

      加強經濟協作

      重慶實行計劃單列后有機會參加經濟協作、經濟交流的會議。在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時,增進交流很重要。我還在工廠的時候,國家就已經放開一些東西,大大減少計劃。過去的工廠是國家下達什么任務就生產什么,生產的東西由國家統一調走再統一銷售,即統購統銷。逐步放開以后,價格要自己定,計劃要自己做,還要自己找市場,找不到市場就沒有訂貨。在這種情況下,組織一些省市、城市間的交流就非常重要。

      后來,黨的十四大很審慎地提出“社會主義市場經濟”的概念。在當時的情況下,要改革就要加強經濟協作,要適應市場經濟體制。當初成立的五省七方經濟協作會和長江沿岸的一些經濟協作會,在那個階段十分重要。當時的財政因為實行分灶吃飯,稅收上不去,非常困難。在各地都實行改革開放的情況下,楊汝岱同志提出“借船出海、借雞生蛋”,希望能擴大開放,進行經濟協作和交流,因此產業、產品的協作和交流顯得非常必要。

      中央在改革計劃經濟的時候,朱镕基同志和魯大東同志提出為了發展西部經濟,成立一個經濟聯合體,協作搞輕型汽車。西部省市的汽車工業都不發達,但必須要搞項目,因為只有列了項目才能納入國家計劃,因此三線辦提出搞一個輕型車合作項目,由此列入國家計劃,取得國家支持。但由于受計劃經濟的影響,事先就確定了成都生產發動機、重慶生產底盤,云南、貴州等有的生產車體,有的生產車廂,有的生產變速箱。開會時,各省市都想搞總裝,但國家計委規定,不管是省還是市,只能有兩個地方搞總裝。國務院三線辦召集五省七方開會,管計劃的人也在一起。計劃只有兩方能搞總裝,其他五方只搞零部件。每次開計劃會,動員大家退出總裝競爭,大家都不表態。最后三線辦把大家的意見向國家計委報告,是不是大家都組裝點汽車,零部件就按分工來搞。

      重慶慶鈴早已造出輕型車,用進口的五十鈴散件,采用SKD方式組裝,以后慢慢國產化。我們想的是,計劃規定的,我們要干,計劃沒規定的,我們能干的也要干。慢慢地,我們憑借自己的力量,搞輕型車,支持慶鈴上市。而輕型車只有重慶真正搞出來了。重慶在支持慶鈴上市以前,原本想國產化,自己搞低標準的。比如重慶交通機械廠搞發動機,重慶機床廠生產變速箱,但自己生產都達不到要求,只能做備品備件。真正搞出高質量車的還是慶鈴廠,這當然離不開國家的支持。所以五省七方的合作,是計劃經濟的產物,受計劃經濟影響,分配誰什么任務就生產什么,但實際上又受到市場的調節和選擇,不是叫你干什么你就能干 得好、干得出來的,市場才是選擇的主要取向。

      在過渡時期,產品的協作、交流十分重要。重慶也借此機會發展了汽車工業。當時我們的工業實行“五自主”,商業實行“四放開”。當初改革,因為重慶是第一個計劃單列城市,中央很重視。國務委員張勁夫帶領中國社科院工業經濟研究所所長蔣一葦、四川社科院副院長林凌等人到重慶。我陪同他們到紡織系統、機械系統、兵工系統進行調研。蔣一葦同志提出的方案,打破軍工分割的體制,改變了軍工的“條條”“塊塊”。軍工系統支持軍轉民,但對改革還是有不同的意見,最終搞部市合作。后來又有所調整,按照“五自主”的模式,重慶的軍工、軍轉民有了很大發展。

      重慶財政沒錢,只能政策支持,該享受的政策一樣不落,減免關稅、進口設備,在我們權限內的都給企業減免,包括嘉陵摩托、建設摩托、望江廠摩托、長安汽車等。所以經濟體制改革對軍工的發展有很大的好處。重慶的軍工在全國來講,都是比較好的。

      至于商業“四放開”,搞得比較活,使企業逐步在新一輪的技術改造中走出困境。20世紀90 年代,在市場疲軟、國合商業萎縮的情況下,重慶實行經營、價格、分配、用工放開。1991年,市政府提出國有大中型企業和八戶比照三資企業的辦法,由此實行轉換經營機制試點的企業開展了經營、價格、用工、分配、技術改造“五自主”的改革試點。當時通過放開出了一些新產品,比如冷酸靈牙膏、奧妮洗發品、北盛玻璃器皿、兆峰陶瓷、重慶啤酒被稱為重慶輕工“五朵金花”。

      清理“三角債”

      清理“三角債”,在朱镕基同志任副總理時就開始了。當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不完善,法制不健全。為了穩定信貸,企業有了盈利要進行技術改造,但資金缺口大,生產、流動資金嚴重不足。當時拖欠原材料、拖欠配套企業資金的情況,比比皆是。主要原因還是市場經濟的秩序沒形成,拖欠也是沒辦法的事。

      當初已經把經委撤銷,朱镕基同志就搞了一個生產辦,想逐步恢復經委的職能,他到各處統計各行業互相拖欠的情況。如果能多要到一些流動資金,對企業總是有好處,所以算賬的目的就是多要錢,增加信貸的規模。

      在那種情況下,重鋼、特鋼、汽車工業、兵器工業等企業技改的困難很大。朱镕基同志出了一個主意叫“封閉運行”,就是把錢拿去給龍頭企業,要求還什么賬就還什么賬。比如一塊錢注入這個企業,這個企業必須還另一個企業,另一個企業又必須還其他的企業,這樣一筆錢要轉好幾圈,每轉一次就要消耗一部分,到最后就所剩無幾了。所以朱镕基同志在我們市委、市政府的匯報會上給了一筆錢,抹掉十幾億的相互拖欠。

      總的來說,我們就是希望把整體盤子搞大點,大點對搞活企業好,對企業技術改造有利。

      沿江開放

      重慶是長江上游的經濟中心城市,但作為內陸城市要走出去實不容易,所以我們提出與上海、南京、武漢聯合沿江開發。當初采取了一些措施,交通銀行成立就是為適應沿江開發,其總部設在上海。成立了交通銀行,中央就同意沿江開發。

      為適應市場經濟建設而成立的交通銀行,規模越來越大,吸引了很多股東。重慶投了資要分利潤,重慶駐深圳辦事處就是由交通銀行分的利潤建起來的。對于沿江開發,交通銀行的成立是大家的一個共識。在那種情況下,我們非常注意抓住機遇,提高重慶的地位。1994年,江澤民同志到重慶,還曾題詞“努力把重慶建設成為長江上游的經濟中心”。

      鄉鎮企業和個體私營經濟

      那時候,成都的鄉鎮企業發展很快,但重慶比較困難。因為是老工業城市,欠賬多,占用資金規模大。重慶的實際貸款規模主要被軍工大企業占用,能用于鄉鎮企業的很少。而成都大工業和軍工相對少,貸款主要用于鄉鎮企業。所以我還專門到成都取經。因為兩個城市的經濟結構不一樣,所以我們考慮給點政策放手看一看。當時宗申、隆鑫等民營企業依靠大企業也有所發展,重慶汽車、摩托車零部件有了很大的發展。另外通過開放,引進 汽車、摩托車,辦了一些企業,包括珞璜電廠一、二期。

      當初李鵬同志要到法國訪問,需要帶一些中法大項目,計委看珞璜正好是現成的,按照一期規模加一倍,二期很快就批下來了。這是利用政府間貸款搞起來的,對重慶的能源設施建設很有利,既有利于解決重慶的電力問題,又利用了外資。當時建珞璜很困難,因為是計劃體制,要想從電力系統調有經驗的人來管理很困難。我們就按照中外合資待遇公開招聘,從達州電廠和重慶電廠找了部分骨干,解決了人的問題。

      通過改革開放,重慶的民營企業有了很大發展,吸引了一些外資。重慶在吸引外資方面還是走在前面。

      三峽工程

      三峽工程一直在論證,主要是防洪、發電、改善交通等方面。重慶堅持兩點:一是三峽 壩高一定要185米,蓄水達到175 米,改善重慶的航運交通問題;二是環保,庫區流速減緩,會造成污水稀釋能力下降,水位抬高至洪水位時下水道出水口被淹,污水排不出,這些都對環境造成影響。所以重慶堅持這兩點,我們還組織專家進行論證。

      1992年,全國人大討論通過建設三峽工程。李鵬同志為了支持三峽工程的決議,堅持重慶要直轄。當時讓肖秧同志手寫一份報告給李鵬同志和江澤民同志,江澤民同志批示后才出的國務院文件,將涪陵、萬州、黔江委托重慶代管。李鵬同志提出按照移民比例分稅,把大部分稅收留給了重慶。四川省的經濟發展就是一根扁擔兩個籮筐,一根扁擔就是成渝一線,兩個籮筐就是成都和重慶,把周圍都裝進去了,成渝經濟區就是這樣的格局。

      直轄后,重慶的城市建設發展非???。

      國際化大都市發展戰略

      1988年我剛任重慶市長時,就提出要建國際化的大都市??紤]到重慶的交通比較困難,首先成立了軌道交通建設領導小組,現在的軌道交通就是那時候規劃的。那時沒有錢,只有一點一點地搞中外合資,想各種辦法。后來國家拿了4萬億人民幣搞基建,加上重慶直轄,交通部部長黃鎮東到重慶任書記,國家計委副主任包敘定任市長,規劃道路交通的思路很清晰。

      搞國際化大都市首先要有規模,城市化在經濟、政治、科技、貿易、金融等各方面要達 到國際化的水平,這需要一個長期努力的過程。城市化是一個比較復雜的問題,矛盾也很多, 總體來講必須解決交通、居住等問題。為此,我離開重慶前下決心要調整區劃。這是一個大動作,也是城市化發展到一定程度必須解決的問題。當初的方案是把區的范圍擴大,撤銷江北縣和巴縣,擴大中心區,每個區都給點土地讓其發展。把九龍坡區的李家沱劃給巴南區;南岸區向四公里發展,把巴縣靠唐家沱一片劃給南岸區;渝北、北碚、沙坪壩、九龍坡、大渡口、渝中區都得到了幾個地方。大足和雙橋合并變成大足區??傊?,讓重慶各區都有了發展的余地和活力。

       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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